[25]而要实现苏俄宪法的宪法学化, 对苏俄宪法的介绍就必须客观、冷静、全面和细致, 1929-1935年间的宪法学和政治学著作恰好满足了这些要求。

这种另具内涵的民主性可能只在形式上与民主发生契合，而在实质上有别于民主。信息公开是改变这一不正常现象的有效途径，信息公开使社会公众可以以三会两征所形成的意见和建议为基础对立法文本进行检验，看立法文本是否存在选择性吸收的情形，这种检验无疑会给立法机关形成某种压力，使立法文本能够客观审慎地吸收这些意见和建议中的合理万分，使三会两征不再成为走过场。

立法辩论本是西方国家立法审议的通常方式，真理越辩越明，立法辩论之对抗性使各种不同主张和观点相互碰撞，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博弈，使立法结果能够有效反映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使共同利益的形成成为可能。多中心治理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国家——社会层面，即在原有的国家治理中心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治理中心。立法座谈有可能出于论证的目的，也有可能出于听证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座谈会是立法论证会或立法听证会的补充形式，不能以立法座谈会来代替立法论证会或立法听证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从地方立法的需求来看，由于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在立法法修改之前被压抑了很久，立法的闸门一经打开，立法需求在短期呈不断高涨的态势，增加地方人大全会立法数量可能缓不济急，解决这一冲突的思路在于制定科学的立法规划，经过必要的调整和过渡，逐步加大地方人大全会立法的力度，增加地方人大全会立法的数量。修改后的立法法将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扩大到设区的市一级，客观上契合了转型时期中国构建回应型法的内在需求，是加大法的回应性，实现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的一种有益尝试。

而在这一理论形成以后，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国家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向多中心治理亦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也愈发显现出走向权利的时代的特征，但是国家立法层面对这种社会基础的变化尚未能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回应，我国的立法从总体上看仍处于义务本位的时代，尚未完成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化。国家对职业自由的干预，典型的莫过于国家规定的某种职业资格和准入条件。

反对者如王锴：《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法学家》2008年第4期，第57页。这是我国基本法律对生命健康权的规范，虽然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生命权显然具有基本权利的地位，[49]健康权亦然，[50]它们是人格尊严的基础和一切权利的出发点。[33] 同注30，苏永钦书，第53页。最高人民法院选择在劳动保护的角度来展开论证，恰恰未能准确把握案件所涉及的真正宪法问题，且造成社会权面向上的劳动权亦可适用于私法关系而生第三人效力的误解。

具体来说，劳动权既意味着公民有权要求国家积极创造劳动条件，这体现了对公权力的受益功能，具有社会权的属性。因此，劳动权在其社会权面向上不可能适用于私法关系，但生命健康权却能够适用于私法关系。

[4] 张红：《方法与目标：基本权利民法适用的两种考虑》，《现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9页。[22] Alf Ross, Tũ-Tũ, 70 Harv.L.Rev.812,819(1957). [23]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1986年11月17日，该服务站在天津碱厂拆除旧厂房时，因房梁折断，致使张国胜滑落坠地受伤，引起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导致脓毒性败血症死亡。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不能混淆。

[47] 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期，第23页。在美国1903年的Muller v. Oregon案中，美国俄勒冈州议会立法禁止妇女每天劳动超过10小时，公司起诉称该法侵犯了契约自由。这在同时决定了劳动权不可能是一种具体化的请求权。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三是国家对雇工个人自由的保护关系。[36] 谢立斌：《德国法律的宪法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41页。

春宇电子（吴江）有限公司诉吴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中国法院2014年度案例·行政纠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这两项规定不是为国家设定了保护义务，而是设定了给付义务。

[10]由于劳动和职业密不可分，作为自由权，劳动权保障公民能够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劳动，在职业上界定自己的社会角色。[19] Muller v. Oregon, 208 U.S.412(1908). [20] [德]雷蒙德·瓦特尔曼：《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宪法学理论对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注释: [1] 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56页。[37]因为在订立劳动契约的过程中，雇主往往会凭借这种实力落差而要求雇工自愿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以此作为缔结劳动契约的条件。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实际上就提到了劳动权，并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摘要:  宪法上的劳动权有着复杂的规范构造，它是以职业自由为基础，而以国家保护义务为核心，并以国家给付义务为外围。

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分析讨论劳动权的规范构造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然后以此来检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存在的概念误用与理论混淆，最后是简单的结论。劳动权的核心是国家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在这个方面它很难产生所谓的第三人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根本问题也正在于此。

[4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8年第4期，第12页。[56] 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23页。

本批复接着认定了有关事实，认为雇主声明工伤概不负责任，未能履行提供劳动保护的义务，这违反了宪法的明文规定，也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结论自然是此种声明无效。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最长工时的立法，1802年英国制定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最早规定了最长工时，它被认为是劳动法诞生的标志。

因为在少数情形下，公民的职业自由也会受到劳动契约竞业禁止条款的侵害，于此国家即负有保护义务。[2] 张巍：《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07页。很多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案件都发生在劳动关系当中，但与劳动权无关。（二）劳动关系与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劳动权在其社会权面向上不生第三人效力，不过劳动关系却的确是最易生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的领域。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13] 王德志：《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72页。

获得就业是职业自由的前提，而就业训练则是为了雇工更好地行使其职业自由。[9]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如果认为雇主在宪法上也负有提供劳动保护的义务，则无异于主张雇主有义务保护雇工不受雇主的侵害，这显然不合逻辑，也有违事理。[7]有的学者即便否认生存权具有第三人效力，但却依然肯定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

不过公民在行使其职业自由过程中，其个人的诸多自由会受到雇主的不当侵害，因此宪法也要保护公民免受雇主的不当侵害，要求国家积极提供保护。[21] 邓炜辉：《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广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第22页。更有学者主张，鉴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劳动权和劳动的含义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应当将职业自由作为我国公民劳动权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形态。[47] 这个批复的亮点，在于法院是将宪法劳动权规范当成了论证的依据（尽管该批复未能指明宪法上的具体条款），但它的缺陷也正在于此。

[10] 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王广辉：《论法院合宪性解释的可能与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57页。典型意义上的劳动权涉及雇员、雇主与国家之间的交互关系。

王倩、朱军：《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典型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页。张国胜家属要求服务站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张学珍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任为由拒绝赔偿。